自新中国成立以来，“扫黄打非”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治理政策，始终贯穿于国家维护社会秩序与道德风尚的努力之中。尤其是在打击卖淫嫖娼（以下简称“扫黄”）领域，政府通过周期性、高强度的执法行动，试图净化社会环境、遏制性交易产业的地下发展。然而，这一政策的社会影响复杂而深远，既涉及社会风气的改善，也牵涉到性工作者权益、公共卫生、性别平等以及政府公信力等多个层面。本文以财新网一贯的深度分析风格，结合历史背景、政策实践及社会反馈，剖析“扫黄”行动对中国社会的多维度影响。
一、历史背景与政策演变
1. 从根除到复苏：性交易产业的曲折历程
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，迅速启动了对卖淫业的清理行动。据官方记载，至1960年代初，卖淫活动在中国大陆被基本“根除”。这一时期的政策以取缔妓院、改造妓女为核心，结合社会福利措施，试图将性工作者融入主流社会。 然而，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，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社会控制的相对宽松，性交易产业逐渐复苏，并在城乡广泛蔓延。 至1990年代，性服务业已发展为一个隐秘却规模庞大的地下经济，涉及从业者众多，经济产出可观。
2. “扫黄打非”的制度化与高强度执法
为应对性交易的回潮，政府自1980年代起恢复并强化“扫黄”行动。1991年，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》为打击性交易提供了法律依据。此后，“扫黄打非”成为常态化政策，涵盖线下执法与线上监管。2014年的东莞“扫黄风暴”堪称典型案例，警方出动数千警力，查封多家娱乐场所，引发全国关注。 近年来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，扫黄行动扩展至“微领域”，如微信、微博等平台，打击网络色情传播。
二、“扫黄”行动的正面效应
1. 社会风气的净化与道德重建
“扫黄”行动的核心目标是维护社会公序良俗，净化文化市场环境。官方认为，性交易不仅败坏道德风气，还滋生犯罪、毒品交易及性病传播等社会问题。 通过高调执法，政府试图传递“零容忍”的信号，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例如，2014年公安部要求各地加大“扫黄”力度，明确将其与培育“核心价值观”挂钩。 数据显示，2020年全国共收缴非法出版物1500万件，文化市场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净化。
2. 遏制有组织犯罪与腐败
性交易产业往往与有组织犯罪及政府腐败交织。一些地方的色情场所被指由地方公安或官员提供“保护伞”。 “扫黄”行动通过异地执法和高压态势，部分打破了这种利益链条。例如，2014年东莞行动不仅抓获数百名嫌疑人，还导致当地公安局长被免职，显示出中央对地方腐败的强硬态度。 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公众对政府反腐的信心。
3. 公共卫生的潜在改善
性交易的地下化加剧了性传播疾病的扩散，如艾滋病和梅毒。世界卫生组织曾指出，性服务者的边缘化使其难以获得健康保障，进而威胁公共卫生。 “扫黄”行动通过减少性交易活动，理论上降低了疾病传播风险。此外，部分地区结合“扫黄”推广安全套使用，如湖南澧县和海南儋州的试点项目，显示出政策在公共卫生领域的间接正面效应。
三、“扫黄”行动的负面效应
1. 性工作者权益的忽视
尽管“扫黄”行动旨在打击非法行为，但其“一刀切”的执法方式往往忽视了性工作者的生存困境。许多性工作者来自社会底层，迫于经济压力从事这一行业。 严厉的打击行动使其失去收入来源，却鲜有配套的社会救助措施。历史数据显示，1949年后对妓女的改造政策曾包括职业培训和安置，而当今的“扫黄”行动更多聚焦于处罚，缺乏对性工作者的长期关怀。这种“只打不扶”的方式导致部分性工作者陷入更深的贫困和边缘化。
2. 性别不平等的强化
“扫黄”行动在执行中往往对性工作者（多为女性）的处罚重于嫖客（多为男性），反映出性别偏见。例如，性工作者可能面临拘留或罚款，而嫖客的处罚通常较轻。 这种不对等执法强化了സ此外，媒体对性工作者的污名化报道，如2014年东莞行动中对“小姐”的曝光，进一步加剧了女性从业者的社会污名。 这种性别化的执法与舆论导向，可能加剧社会对女性的歧视，阻碍性别平等的推进。
3. 政策效果的有限性与反弹效应
尽管政府投入大量资源进行“扫黄”，但性交易产业的根源——经济不平等、婚姻市场失衡等结构性问题——并未得到根本解决。 数据显示，尽管1960年代初曾宣称根除卖淫，但1980年代后性服务业迅速复苏，至今仍遍布城乡。 有分析指出，扫黄行动往往是短期“运动式执法”，风头过后，性交易活动通常死灰复燃。 此外，高强度执法可能推高性交易的“地下化”程度，使其更隐秘、更难监管，增加执法成本。
4. 政府公信力的挑战
“扫黄”行动的正当性在法律上无可争议，但其执行方式和舆论引导引发了争议。 例如，2014年东莞行动被指“选择性执法”，部分网民质疑其背后涉及权力斗争而非单纯的道德净化。 此外，官方媒体对性工作者的集中曝光被批评为违背行政处罚的比例原则，可能损害政府形象。 长期来看，政策效果的有限性与公众的质疑，可能削弱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公信力。
四、国际比较与反思
1. 国际经验的借鉴
全球范围内，对性交易的治理模式大致分为禁止、合法化与非刑罪化三种。中国采取的是严格禁止模式，类似美国部分州和俄罗斯。然而，新西兰、德国等国家通过合法化或非刑罪化，将性交易纳入监管体系，提供健康检查、税收管理等服务，降低了犯罪和疾病传播风险。 这些模式表明，单纯的打击可能不如综合治理有效。
2. 中国语境下的现实考量
中国的“扫黄”政策深受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，强调道德与社会稳定。然而，性交易的持久存在提示我们，道德化的治理路径可能需要与经济公平、社会保障等综合措施结合。学者潘绥铭等曾建议，应对性交易问题应从社会学和法学角度出发，平衡打击与保护，探索更人性化的治理方式。
五、结论与建议
“扫黄”行动作为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净化风气、打击犯罪、维护公共卫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然而，其负面效应——如性工作者权益的忽视、性别不平等的强化、政策效果的有限性以及公信力的挑战——同样不容忽视。未来，政府可考虑以下方向：
- 完善社会保障：为性工作者提供职业培训、就业机会等支持，减少其因经济压力从事性交易的动机。
- 优化执法方式：避免“一刀切”式执法，注重性别平等，减少对弱势群体的污名化。
- 借鉴国际经验：探索将性交易纳入监管的可能性，结合健康管理与税收政策，降低社会风险。
- 加强公众沟通：通过透明的政策宣传与理性引导，增强公众对“扫黄”行动的理解与支持。
参考： 性息网
“扫黄”行动的社会影响是多维度的，既反映了政府治理的决心，也暴露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。只有在打击违法行为的同时，兼顾弱势群体权益与社会公平，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与道德提升的目标。
